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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为，享受生命的过程就是创造财富的过程，这里说的财富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，更多的是文化和精神方面的财富。今天，我们能够优雅幸福地生活，是因为我们的前人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文化，我们在享受着文化带给我们的快乐。所以，当我的'财富'积累到了一定程度，我个人就享用不了了，这时候，我就要让全社会来分享它，这是我的转折点!马郑重地说。
中国传统的收藏观念是秘玩，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狭隘封闭的收藏观念。和西方办博物馆的公开方式刚好相反，中国在近代以前没有博物馆，它是从西方引进的。马之所以成为有影响力的著名收藏家，不但因为他比别人早一些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，比别人更早地懂得了应该珍惜中国的古典艺术品，更因为他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收藏观念，把收藏公众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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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办博物馆的目的，是为了吸引中国人都来喜欢自己的文化、认识自己的文化、利用自己的文化，从而达到认识自己民族的目的。严格地说，我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在人种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我们区别于他们的是我们自己特有的文化和传统。这样才能加强我们的民族性。收敛笑容，马再次郑重说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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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大革命开始时，马才小学四年级，1969年，他随家人到了黑龙江，在五七农场种高粱；16岁那年回到北京，在街上晃悠，日子过得有点像姜文的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不安分的少年时代，他脑海中总有个问号不时跳跃：为什么我受到的教育和我看到的历史不一样?为什么我们受的教育是'过去的人活得没有我们好'，而他们用的东西，比如吃饭的碗、坐的椅子，都比我们的漂亮?这是一个喜欢旧东西的少年关于收藏的兴趣萌芽；
18岁，马到京郊农村当老插，1975年回城当工人，在车间开机床，满手机油；1981年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用一个整版发表了文学爱好者马未都的小说《今夜月儿圆》，他被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看上，成为《青年文学》的编辑，随后又和王朔、刘震云等人一起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，创作了颇有影响的电视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、《海马歌舞厅》，火了好一阵子。写完了《海马歌舞厅》，马未都觉得非常累，非常浮躁，再也不想写了；1995年，他了辞职，全身心投入一直喜爱的古玩收藏，人生从此转弯。
我比别人更早地进入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的阶段。从官窑值两块钱时开始买，直到它值20万，马说自己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只是因为比别人多看了半步，早走了半步。
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国营文物收购点，每天早晨门没开，就有许多农民推着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老瓷器在那等着，排队的人足有500米长。一只康雍乾三代的官窑碗才10元钱。马每天上班前总要先去那儿转一转，见着什么喜爱的，就省包烟钱买下来。总有人问我'你当时一个月挣百八十块钱，哪儿来的钱买东西'，其实当时东西特便宜，花20元钱可以买3件。我认识的许多人，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拿出来，无非就是想换一个冰箱、一台彩电，现在一想，当时人家卖的东西可以把一个冰箱厂给买下来。大家当时都看不到这些'老东西'的前景，我是因为喜欢才买的，不知道它以后会值多少钱，只是觉得它们太有意思了，一件古玩对我的最大挑战是-你不可能知道它的全部，你只能了解它的一部分，这会让你对研究和破译它产生极大兴趣。我希望知道过去的生活和今天有什么不同，过去中国人对艺术的认知和今天有什么差异，不同朝代的人对文化的解析又有什么区别，文物对我的挑战和吸引比文学更大，就好像你学会了抽雪茄就不愿意再抽香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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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如果热爱一些东西，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接触它。最初引领马进入收藏领域的藏品是瓷器。为了弄清各个历史时期陶瓷的特征，有一段时间，他几乎天天去故宫的陶瓷馆，常常是陶瓷馆两个大院除了几个工作人员，就他一个参观者，空空荡荡，阒然无声……
我看东西和别人不一样，我要把每个细节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展室的光线不好，我每次去都带着手电筒，对每一件瓷器照着看。展室里就我一个参观者，我拿着手电一呆就是几个小时，能不让工作人员起疑吗?后来，他们真以为我是个'踩道儿的'，简直是跟他们开了大玩笑。
行家就是这样炼成的。把瓷器买回家，他躺在被窝里，一宿一宿地摸着看。一是养眼，享受和古人神交的滋味；二是琢磨，熟悉不同年代、不同窑址、不同工艺的瓷器。马说他没拜过师，实物就是他的老师。任何一个物体都能给人提供信息，任何一种信息都可能带有一种文化内涵，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捕捉到的时候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判断，只有达到这种程度才能作到'技高一筹'。
马的另一个收藏爱好是古董家具。他觉得，家具文化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民族性的文化：这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。起居文化分两类，一类是席地，一类是垂足，它是以人的坐姿为标准的。那时候，所有的欧洲人都是坐在椅子上的，因为欧洲气候比较阴冷潮湿；亚洲人都是坐在地上的，我们中国人也不例外，因为亚洲气候温暖干燥。可从汉朝开始到唐朝，中国人从席地坐改为了垂足坐。而亚洲其他的国家却都没有改变，直到现在，有很多亚洲国家的人还都是席地而坐的。这说明，我们中国人比其他的亚洲民族更愿意去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，也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结合的文化，包括很多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的文化，我们都有吸收和接纳。到了宋朝以后，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和现在没什么差别，我们的家具种类已经发展得很齐全了。
马说自己是一个重视生活乐趣的人，而生活的乐趣是由一个个细节堆积成的。从一件老东西的细节中感悟历史、触摸文化，是马最大的生活乐趣和个人享受。作为大玩家，他觉得自己与别人的差异不是藏品的数量也不是眼力的高低，而是对传统文化的追求和领悟，以及'再创造'的能力，除了出版了多部文物研究、鉴赏专著以外，他还经常应邀到大学和不同单位演讲，生动有效地把我的知识和体验传播给听者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蕴涵着这么多的乐趣。
因此，当马看到自己苦苦经营的博物馆在成立8年后举步维艰时，果断地做出决定，将原馆搬出市中心，在私立博物馆性质不变的情况下，将博物馆由过去的个人管理改为理事会管理制，由全部理事承担起对博物馆的社会责任。理事制企业是可以延续、可以继承的，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博物馆变成社会财富而不是个人财富。
博物馆改制后，理事只吸收自然人，不吸收法人。理事都是对中国文物有热情的人，理事可以拥有文物，也可以不拥有文物，但条件是必须愿意为了中国文物做出贡献，大家共同承担社会责任，其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。
博物馆是非盈利机构，因此理事们不可能在这里赚到钱。马将改制后的博物馆戏说成文物界的希望小学，大家是为了共同的兴趣来做这项慈善事业的，第一批理事都是功成名就、经过市场历练的人，是看得懂财富、知道如何享用财富、如何与社会共享财富的人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共同经营博物馆是人生的'大享受'。这种享受是其他形式无法替代、无法获得的，有这点就已经足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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